偶爾翻翻譯也是蠻有趣的，下面是Foreign Affairs雜誌中有關芬蘭化一文的全文翻譯。從2005年開始台灣與中國已經進入了更緊密的政經關係 -- 主和派的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台灣總統更是加速了進程。此關係的強化也是自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起對台海局勢最大的挑戰。
目前的關係解凍在許多方面符合台北的利益，但這也讓北京能對台灣施加越來越強的影響力。由於在台灣浮現出了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共識，關係解凍也引發了對美國極其模糊政策的疑慮，亦即兼顧台灣利益﹝允許其維持自治﹞和美國本身的利益﹝防備擴張的中國﹞。華府如今面臨赤裸裸的抉擇：繼續追求軍事務實的方式──利用台灣制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或遵照自由派的替代方案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尋求促進長期的和平。
兩度和解的故事
在1949年中國結束內戰後，戰敗的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所統領的台灣與勝利的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大陸成為分離的政治體。接近三十年的時間中，蔣介石與毛澤東這兩個宿敵兼宣稱永遠整個中國。而國際社會則是漸漸接受北京對中國領土的主權。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69%的聯合國成員國選擇與台灣斷交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
因為華府與國民黨之間的歷史淵源，美國僅僅“認知”中國所宣稱對台灣的主權，也因為此淵源可追溯至二次大戰與韓戰期間的中美衝突，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腳部緩慢。台灣在西太平洋的海空戰略地位日顯重要。即使華府在1979年正式承認北京政權，美國也在同年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美國與台灣之間的商業和實質上的外交關係。由於共和黨參議員們和部分的民主黨參議員擔心卡特總統漠視台灣安全，他們在最後一刻增補了對台北軍售保證和美國“將抵抗任何對台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行動”的承諾。
1970年中期隨著蔣介石與毛澤東去世，兩人之間的對立關係也隨之消失。北京新的關注焦點在於國內的經濟發展。北京停止砲擊台灣在中國海岸的外島，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旅遊、投資、與探親。台灣本土出生的李登輝總統在1988年掌權，對於“光復大陸”和允許這樣類似的交流沒有興趣。1993年，兩岸政府接觸團體的領袖們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直接會談。
當美國核發簽證讓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使初次和解在1995年軋然而止。正在內部權力轉移的中國，已經加強對台立場，而美中台三地的菜鳥將領都出書預言必將開戰。北京將簽證視為美國對稍早承諾的背叛 - 不與台灣領袖建立任何正式關係。台灣民主化也導致國內更堅定的台獨立場。北京以在1995年與1996年對台海發射飛彈做為回應。華府派出航空母艦與雷達艦前往該區。北京最深的恐懼在2000年實現，台灣人民選出陳水扁擔任總統。陳水扁是民進黨﹝現為在野黨﹞領袖，承諾向中國尋求正式承認台灣的實質獨立。結果，兩岸關係在1995到2005年間大幅惡化，使得三邊都重新加強軍事化。
這次二次凍結造成的傷害讓三國都嚴肅地重新思考。當其餘國家都聚集在美國安全盾之後，北京擔心它對台灣的強硬態度會危及在它在亞洲地區更大的影響力；台北開始重新評估象徵性主張國家地位的價值；華府開始質疑應否無限制承諾越來越麻煩的台灣，即使不至於摧毀，也會對更重要的中美關係造成傷害。到小布希總統第一任末期，華府已經成為主要壓抑台北獨立主張的力量。
兩岸關係二次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演說。因為強調區域暨全球影響力的大戰略興起，導致北京改變其觀點；，它也據此視台灣為務實低調的管理議題，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緊急事務。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預示了在台灣對未來類似的憧憬將重新復活。他承諾“不統、不獨、不武”。幾個月內，接觸團體的領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始舉行半年一度的會談，並簽署了二十餘項以往想像不到的協議。雖然大多協議牽涉經濟事務，但也有政治意涵。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暴增十倍，到達每日3000人。中國派出學生到台灣，雙方授權每週270條直航航班。先前侷限雙方經濟整合的重大政治顧慮突然煙消雲散，台北與北京開始談到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全面正常化」。外交政策務實主義者據以評估、理應固定的國家利益陷入了混沌不明。
二次和解也包含了露骨的政治協議。先前中國允許台灣只能參與以經濟事務為主的國際組織，例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會、與世界貿易組織。2009年，它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於日內瓦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參與關於民航、商業航運、氣象與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
雙方默認“外交休兵”議題的共識：北京停止挖角台灣日趨減少的23個邦交國，而在2009年台北第一次放棄17年以來加入聯合國的要求。馬英九在2009年7月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宣佈他希望建立“雙方政治事務共同互信”。隨著政治關係增溫，台灣官員 - 甚至包括民進黨重要人物，例如高雄市長 - 開始定期造訪中國。
跡象顯示二次兩岸和解將持續。雖然雙方領袖任期將在2012屆滿，胡錦濤指定接班人習近平是眾所週知鼓吹兩岸交流的人。同時，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風災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只要民進黨在反和解與部分和解兩派中維持分裂態勢，他似乎能夠連任。
台灣與中國現在以與幾十年來主導兩岸關係完全不同的假設達到了新關係。然而以往他們視為軍事紛爭的關係，如今雙方都支持懷抱高度接觸、信任、與降低武力威脅為前提的安全觀。同時，雙方對經濟事務的看法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放在國家保護主義之上。這代表了台灣與中國政治關係的根本轉變。
從赫爾辛基到台北
要瞭解台北和北京關係的演化，就必須考慮到芬蘭化在政治科學領域的理論和實務。該詞是由芬蘭在1948年和蘇聯簽訂的協議轉化而來，內容是赫爾辛基同意不加入任何挑戰莫斯科或挑戰到蘇聯權益的聯盟。克里姆林宮也以同意維護芬蘭的自治權和尊重芬蘭的民主體制做為回應。因此，從1956年到1981年，在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的領導下芬蘭在美蘇關係中追求策略性中立，並限制國內輿論對蘇聯的批評。在當時這項政策在芬蘭內獲得普遍的支持(儘管隨後對其價值有引起爭議)。吉科寧也受到美國朝野雙方的讚揚，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者，而其中喬治•凱南﹝Jeorge Kennan﹞也讚揚芬蘭領袖的“沉著與堅定”。
在1988年丹麥的政治科學專家Hans Mouritzen以他人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有關芬蘭化為“適應性政治”的理論。Mouritzen強調“芬蘭化國家”與“附庸國”最根本上的不同是前者對強大鄰近國家做出部分讓步進而保證其國家維持獨立的元素，而這些決策也都是後者無法自行決定的。芬蘭化國家與附庸國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會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來提供其國家和其鄰國最有利的長期利益。做出這些讓步的動機主要是基於地緣關係、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和兩國的文化同質性。強權想改變鄰近國家的政策不需要真正展示他的鐵拳，只需要發出一些恐嚇便可。同時，小國會意識到它並非沉默退縮，而在從事“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這在國內政策改變的合理化和理性化過程中也是很重要的區別。
芬蘭化對冷戰思維造成的挑戰，就是這些讓步會使蘇聯對擴張食髓知味。即使有人反對芬蘭化理論，也很難反對吉科寧是終結冷戰的一大功臣。舉例來說，在1969年芬蘭便是雙方集團舉行會議並合作承諾人權和自由文件的場所，這就是赫爾辛基協議。
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像是John Lewis Gaddis，相信赫爾辛基的進程對削弱蘇聯道德權威起重要力量，其他學者也表明這導致了意識型態的轉變使得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中期實行經濟改革。此外，芬蘭身為中間人的特殊地位使得第一次有關裁減核武和極地資源開發的嚴肅討論成為可能，這些樣板也使北約和蘇聯兩大集團的關係轉向友好。“芬蘭化”雖然有著負面的含意，但沒必要成為一個貶抑詞。
台灣與1940年末期的芬蘭有許多相同的特徵。同樣都是與強權比鄰並有歷史文化淵源的主權小國。顧及強鄰利益的務實想法抵銷了追求獨立自主的強烈聲音。更重要的是，現在國家領導人與國民對追求安全的看法更關注於統合而不是對立。這也幫助緩和國際政治最令人擔心的趨勢之一：美中敵對關係的浮現。
這種類比並非完全準確。雖然當時有些人懷疑北約是否可能會協助芬蘭對抗蘇聯入侵，現在美國對台灣安全的保證更勝於當時冷戰中對芬蘭的保證。中國對準台灣超過一千枚的飛彈比當時蘇聯對芬蘭的威脅更加直接。但是一般認為台灣與中國雙方關係的二度緩和與冷戰中蘇芬關係的緩和極為相似。雖然現在言之過早，但台北的動向仍然是日趨芬蘭化。
在這情形之下，北京認為台灣是中國軍事發展和地區商業野心的絆腳石，台灣為了平息北京的恐懼，會將自己轉變為一個中立的力量而非美國的戰略盟友。這也避免了削弱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北京也將放棄軍事威脅做為回應，承諾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發展空間和擴展台灣的經濟和社會利益。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蕭美琴指出台灣中國政策的轉變將“帶領台灣進入新的戰略觀點，讓台灣從傳統的美國非正式盟邦轉為與中國同聲一氣。”雖然蕭美琴與其他眾多的民進黨員對這種轉變感到害怕，但這些疑慮是不必要的。
是手段還是目的？
有兩種方式來看中國對台政策的轉變。一般主要的理解北京的動作是基於民族主義和中國主張收復國土者主張台灣是源於其民族的一部分。根據這種看法，中共極力想將台灣併入中國來避免國內民族主義者可能造成的社會動盪和威脅。以這種看法，台灣的命運將會結束而二度緩和只是一個中國重新統一台灣的迂迴策略：在北京緩和政策的絲絨手套內隱藏著民族主義的鐵拳
近年來許多西方分析家不贊同北京的台灣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理由，而是基於地緣政治學的關係。在歷史上中國有極多尚未收回的領土，而中共也發現這些領土是可以放手的﹝包括與俄羅斯和印度有爭議的地區、南沙群島、和對蒙古與朝鮮地區的控制﹞。然而台灣的地理位置則是對中國的一個潛在戰略威脅。它可以成為外國對中國軍事行動的一個基地，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可用來抑制北京的海權發展來確保東亞海域的安全。
以北京的角度來說，它的核心目標是維持近海地區的優勢地位，在2009年這目標在五艘中國戰艦追蹤靠近中國潛艦基地的美軍戰艦行動中嶄露無遺。如果繼續作為美國的戰略夥伴，配備了先進美制武器的台灣代表了此目標的一大絆腳石，除非台灣成為一個與中國有政經緊密關係的中立國。北京持續改變對台立場 – 從毛澤東時期的“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到“一個中國”再到“反對獨立”。事實上這反映了地緣政治中，台灣的地位並不是確切是與中國政治緊密結合的。基於這種理由。北京並無興趣占領或統領台灣，而是想在台灣做為中立國的情況下增加全球的影響力。以這角度來說台灣只是達成目的的一個手段，而二度緩和只是一個將台灣芬蘭化當作其戰略目標的一個策略。
中國近期的動作證實了這個看法。北京允許台灣參加WHO的決策代表了給台灣更多的國際發聲空間能讓台灣脫離美國的勢力範圍，進而對中國有利。這也給北京一個機會展現 - 由中國支配的亞洲仍然可以維持和平、富裕、民主。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的中國學者Wang Jianwei指出“北京並不將台灣問題和台海關係當作一個單純影響國家尊嚴的問題，而是視為中國全球崛起事務的一部分”。
近期的調查資料增添了這論點的可靠性。2004年Horizon Research的民意調查指出中國人民並非收復台灣的民族主義者 – 只有15%的中國人想要立即的軍事行動，而58%的人相信政府應該實行經濟統合而非使用武力。胡錦濤在2008年的演講中，認為台海關係是政治對立而非政治分離，中止了北京之前發表得正式宣布。隨後中共的政策聲明顯示出對台灣地緣政治變化的冷靜自信，而非虛浮的民族主義或急切的重新統一。
撫慰者
1995年當初次和解結束時，台灣學者兼國民黨顧問嚴震生在台灣政治刊物“問題與研究”中撰文露骨地讚揚芬蘭化對台灣的影響。嚴震生主張台灣可藉由透過北京的認可對國際傳聲、維持對中國無害的國際政策、和挑選北京信任的領袖可確保台灣保有內部自主權和經濟繁榮，而非去挑戰隔壁的強鄰。此外，只有中國的民主化才能使台灣達到長期的利益和實質的獨立，而這可能發生在台灣避免掀起軍事或意識型態之爭的前提下。他的結論附和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羅奔尼薩戰爭”其中一則雅典人的對話：“當考慮到維繫未來存亡的責任時，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要適時屈就外在現實”。嚴震生的先知先覺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普遍地流傳，這些論點現在也都受到普遍的支持。
馬英九在他上任之後，他對“完全正常化”的追求在台灣越來越受到歡迎。這反映了自蔣毛矛盾以降以軍事掛帥方式解決台海問題的戰略思維已經不符合現今台灣的需求。就像芬蘭這個小國家仍然可以成為冷戰時期訴諸非軍事方案的先驅，台灣也能在亞洲地區美中冷戰中扮演同樣的角色。
目前來說，中國崛起為世界帶來威脅主要因為北京的經濟和軍事成長不受政治自由化的控制。台灣如果在地區可以成為芬蘭化國家，則可以對中國自由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台灣的政府官員往來兩地也能比現在更加自由。中國社科院的自由派學者張博樹主張中國應該從台灣的政治發展取經。新加坡國立大學的Sheng Lijun寫道：「雖然台灣政治有著挑戰性，北京遲早會改進它的統治方法﹝包括民主、人權、反賄﹞。」台北的民主改革經驗為北京提供了許多教材 – 特別是從之前專制的國民黨能在2008重新執政的例子顯示即使民主化出現會讓中共短暫下台，有朝一日中共也能重掌權力。
與台灣看齊的公眾壓力﹝中國人已經接受台灣的流行文化和商業習慣﹞和台灣選民期待關係管理的透明化和責任化的強烈需求將會促進中國內部的民主改革。有些人認為這是姑息政策，但如果台灣以姑息來使中國和平崛起和民主化，該政策也會有實際上的價值。
販賣芬蘭化
台灣芬蘭化的進程將取決於馬英九是否能為台灣人民展示其實質的價值。他將必須維護台灣更大的國際發聲空間﹝例如，使台灣成為WHO永久觀察員﹞、協商自由貿易區協議的能力、和確保撤除對準台灣的超過一千枚中國飛彈。最好的狀況是在中國宣布放棄武力犯台的前提簽署和平協議，除非台灣被入侵或達到實質獨立。這種對雙方有利的協議與1948年蘇芬雙方協議職能上相同，在減輕強權對於國家安全的顧慮下同時也兼顧小國家的自治權。另一項潛在利益是台灣可尋求與北京的自由貿易協議中包含經濟合作的架構協議。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協成員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下，台灣現在冒著在中國市場和中國供應鏈失去競爭力的風險。
馬英九將必須讓害怕失去政治自由的台灣選民放心。在台灣，擔心被引誘到與中國統合的陷阱是有原因的而這也會使台灣的民主和內部主權陷於危機﹝同時北京害怕台灣的外部主權在國際組織裡能見度增強﹞。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 Wang他那反映了中共的戰略觀的分析中，提到馬英九最終必須展現他減少台灣軍購的誠意並認知重新統一是長期的選項。Wang在這方面是對的：台灣芬蘭化是有代價的。如同芬蘭的例子，台北將必須避免國內積極的反共活動並在軍事上脫離與美國的關係。
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以及北京的默許下，馬英九允許達賴喇嗎在2009年9月訪問台灣並為颱風的災民祈福。但在同個月他以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為由拒絕了維吾爾領袖熱比亞的入境。他對天安門屠殺的20周年官方聲明是個典型的芬蘭化外交政策 – 必須面對與其相同的天安門的痛苦。對馬英九來說，天安門周年提醒了他“雙方朝著改善人權的方像互相鞭策“。芬蘭領導人方面來說，使得蘇聯能與赫爾辛基談論人權議題的便是這相似道德性對等。
現在國內是聽不到反對馬英九政策的聲音的。現在國內的爭議關注在“如何追求與中國統一”，而不是“是否該統一”。政治依賴中國的風險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似乎是值得的，特別是考慮到現在對美國的政治依賴。而特別是台灣的年輕人並不將中國視為威脅而是機會。如果民進黨想重新執政就必須接受這個務實的對中國的共識。民進黨對中國“說不就對了”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就像是馬英九必須考慮到選民的觀感，他也必須考慮到其他亞洲國家的反應。台灣可以繼續與其他亞洲國家保持疏離如果台灣更加親中和芬蘭化，但這可能性並不大，因為東南亞國協已經在其成員國間宣傳東協加三和東協地區會議有十年之久。芬蘭化理論可以使台灣現在的情勢更加突出，但同樣的想法已經影響了其他亞洲國家的政策制定。南韓已經採取相似的方針，其他眾多鄰近國家相信透過合作中國可以如越南一般和平轉化。甚至比其他亞洲國家對中國海權崛起更加敏感的日本也對可能被台灣先例影響的中國內部改革有興趣。總之，西德在1970年成功與蘇聯簽定和平條約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發展於芬蘭與蘇聯和解的基礎上。
國民黨政府相信台灣如果與其他鄰國採取相同對中國友好的方針 – 和解、社會主義化、溝通 - 將可增強其國際地位，而非尋求疏遠其他亞洲國家。
勢力圈之外
台灣芬蘭化勢必對現在美國政策造成重大挑戰。2009年4月的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專題報告承認了這個兩難問題：當台灣可能繼續向北京靠攏甚至與中國同聲一氣時，華府應該如何應對？華府內眾多意見分成務實的兩派。第一類意見是如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Douglas Paal所說的，接受這項改變使戰略上台灣不再是美國的包袱。第二種意見如國家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所說，重新武裝台灣以讓台灣有防衛能力，如此台灣便不用對中國言聽計從。兩派意見似乎都不接受芬蘭化是可替代對台安全戰略，更別說是為芬蘭化來背書。
台灣在1940年代之後便對美國國際政策扮演戰略角色，首先他是面對共產主義從北韓擴張的緩衝，近期它則是阻擋中國崛起的堡壘。他再東亞航線上占著地理上的戰略位置，而如果中國持續限制美國海軍造訪香港它也提供了美國海軍另一個再補給點。儘管有說法美國在亞洲影響力弱化，是將台灣維持在美國的勢力範圍來顯示美國將持續介入亞洲事務對華府有利的。這種政策會導致不幸的結果：北京的對於被包圍和海軍自卑感的恐懼並激起中國的軍事武裝。
芬蘭化會帶台灣離開這項計策並打破這個包圍網來緩和困擾美中關係安全問題的兩難。1995年-2005年台海關係凍結喚起了華府對台灣可能成為美國戰略包袱的恐懼。馬英九的政策曾短暫地解決了這個顧慮。而如果美國利用現在的機會來調整他自己的政策來支持緩和政策，這顧慮可能將不用被考慮。這也讓雙方未來的挑釁行為機會降低。
台北對新方針的詳細計劃對美國政府來說是天賜之物使得美國政府增加與中國合作的需要來達到他的最優先事務：維持國際自由秩序。美國要求北京的在急迫性議題上的協助 – 從氣候變遷到金融穩定和防止核武擴散。華府的實際上的駐台大使司徒文於2009年10月宣佈並承認“這是對任何人有利的包括台灣在內，美國試著和中國有合作關係。”
近年來台美關係被密室政治給擺布而不是大戰略。美國軍火工業、台灣軍方、和台灣獨立運動者的結合成為難以對付的力量。在現在的緩和政策之前，台灣堅定的反共立場和對中國敵對政策符合華府的意識型態和台海軍事方針。但是現在台北和北京的策略演變和戰略思維已經造成了雙方步調不一致。美國對敵對現狀維護已經不是台灣人民所想要維護的現狀。
很明顯地，如果馬英九要妥協台灣民主制度來追求與中國關係的緩和，華府會有理由抱怨。但如果民主台灣持續向中國勢力移動，華府就必須跟從台灣人民決定他們的未來。在過去，美國的對台海的“不干涉”指維持力量海峽力量平衡並挑戰北京的神經。現在這指減少軍事化衝突和不干涉台灣的芬蘭化。
甚至是從最嚴格的現實主義者角度，美國沒有必要再將台灣置於全球戰略的一環，鑑於美國可以藉由其他亞洲的基地和行動來取得軍事安全。台灣的芬蘭畫不應該視為對中國崛起必要的犧牲而是視為使中國和平化的替代戰略。華府應該停止台北-北京關係的零和遊戲並採用以再接近為基礎的戰略 – 讓台灣逐漸陷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中來實際二度“失去中國”。
馬英九在2009年8月告訴來訪的國會代表團他的緩和政策將對所有的黨派有利。他是對的。這就像芬蘭與蘇聯的例子，台灣在和平民主的中國有固有的利益，華府須要接受這個改變不只因為對其本身在亞洲長遠的戰略目標有益，也因為台灣人民自己本身能決定他們自己的民主政體。這個過於臃腫的巨人必須樂觀其成並將焦點放在其他急迫的地區以及全球事務。
排擠山姆大叔
1949年之後美國在維持台海和平和促進台灣民主發展一直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在今天美國在這過程中的角色已經近乎結束。美國對芬蘭化台灣的戰略和外交政策將會做調整。
美國和其盟邦將重新規畫排除台灣的作戰計畫。華府將必須透過公眾外交政策支持新的台海和平方針，而美國情報單位將必須對仔細審查科技轉移進行更加小心，因為中國在台灣的情報收集必然將擴大。更重要的是華府將必須大規模裁減對台軍售。
1982年美國對中國承諾將會減少對台軍售。顯而易見地這個承諾到現在一直沒有兌現。跟之前一樣在今日有絕佳的機會可以減緩軍事對立。美國國會並不刻意迫使歐巴馬總統接受此議題，而台灣經濟衰退也暫緩了台北對大型軍購案的興趣。在過去，對台灣戰鬥機驅逐艦坦克和飛彈的軍售是一個策略運用對北京發出的政治訊息。在新的情勢下華府暫緩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飛彈和其他戰機讓台海關係保持緩和。美國國防部不能認為這僅僅是台海緊張關係趨緩，而是必須將這視為將台灣完全排除在美國全球戰略體系之外的動作。
這些表明著華府最終會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這些軍購案的減少會讓中國裁減可被正確檢實，也是代表中國軍事集中攻擊台灣演練的結束。將扮演美國亞洲安全戰略角色的台灣替除之後，將引起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的全面連鎖效應。由純亞洲國家組成的安全組織，像是東南亞國協會議，會增加亞洲未來安全架構的主導能力。
現在對芬蘭化有利的論點比以往更加有利：一個芬蘭化的台灣對中國來說會扮演更有變化的角色，因此將增加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就如同芬蘭面對與蘇聯關係，台灣可以創造一個典範提供中國有關其在亞洲的資源、邊境、武力衝突的和平解決方案。大體上台灣中國的緩和關係是對國際關係自由化的一個測試 – 更明確地來說，一個國內利益的統合概念將使國際間關係和平化而非軍事平衡。
台灣一直都身處華府與北京競爭關係的最前線。在過去這代表美國避開了中國對台灣的侵略意圖並公開挑戰北京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敵視。但在今天儘管台灣領土的安全和民主的鞏固，台灣在前線的角色又將改變。華府現在轉而正視並適應這歷史變化。
Continue....
